阳春时节，西花厅的海棠花又要开了。

伟大的人格是超越时空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近40年，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说到他，亲切自然，斯人如在眼前，他喜爱的一树树海棠也宛若绽放身畔。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仁爱、牺牲和宽容，其中犹以第一点为最。

　　爱人者，人恒爱之

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谈到周恩来有六个“大有”，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爱”。我们的文化史、思想史上，对“爱”有过误解、走过弯路。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是从同情被压迫者出发，热爱他们，因而产生革命的动机和动力，最后获得他们的拥护。爱是人类的本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是政治家团结民众、改造社会、创造世界的动力之一。

周恩来式的爱，有三种表现：

一是仁爱待人，即从人性出发的爱。他对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战场上的敌我相见，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都怀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慈悲，给予真诚的帮助。因此政治、外交在他那里有了浓浓的人情味。1949年国共胜负大局已定，国民党只是为争取时间才派张治中率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后连谈判代表都自愿留而不归了。但张治中说，别人可以不回，我做为团长应该回去复命。本来一场政治故事到此已经结束，周恩来也已完成使命，可以坐享胜利者的骄傲。但一场人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周恩来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为蒋所扣），现在不能再对不起另一位姓张的朋友。” 他亲自到六国饭店看望张治中，劝他认清蒋介石的为人，绝不可天真，并约好第二天到机场去接一个人。翌日，在西苑机场张治中怎么也不敢相信，走下飞机的竟是他的夫人。原来，周恩来早已通过地下党把和谈代表们在国统区的家属安全转移，谈判一有结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

二是善解人意，无论公私尽量多为对方考虑。我国一家乐团出国访问前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恩来批示：“我们完全不为对方设想，只一厢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们的要求，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他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几乎是一种本能。朝鲜战争乔冠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他是只带了一件衬衫去前线的，没想到一谈就是两年。1952年，周恩来就派乔冠华的妻子龚澎去参加赴朝慰问团，顺便探亲。

周恩来的“六无”中有一无就是“生而无后”，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恩来更以一颗慈爱的心帮助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周恩来就安排她到北京来看病，终于得子。周恩来就是这样按照他的爱心、他的逻辑，平平静静地办他认为该办的事。

三是大爱为民，把基于人性的爱扩大到对人民的爱。政治家的爱毕竟不同于宗教家、慈善家的爱，他不是施舍而是施政，是从人性出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讲：“政在得民”；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历史上所有的进步力量的宗旨都是为人民，但将这个道理贯彻到底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宣言》讲无产阶级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更把其宗旨具体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周恩来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非常彻底。

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道：“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文革”中他的胸前始终佩戴“为人民服务”徽章，以此勉励自己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他一有机会就“促生产”、安民生。1972年到1973年间，甘肃定西连续22个月无雨，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乱，病床上的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伤心落泪：“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百姓。”刚做过手术的他用颤抖的手连批了9个不够，又画了3个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众集会，一次散会时赶上下雨，他就让政府负责同志在广播里提醒各单位回去后熬一点姜汤给大家驱寒。他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墙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车站，很吵闹，有人建议把汽车站挪开。周恩来说，我们办事要从人民方便着想，不同意挪。直到现在，14路汽车站还设在那里。他的这些举动纯出于爱心，毫不作秀。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江青住庐山宾馆，嫌山涧流水扰眠，就下令将涧底全部铺上草席；住广州，嫌珠江上汽笛声扰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

同样是以人民的名义干事业，仍可细分出几种类型：有的把这事业连同人民当做自己功业的道具，虽功成而劳民伤财；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渗透到为人民的事业中，功成而身退名隐；而有的干脆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为人民服务，关键是真的有仁爱之心。